“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
6月30日,由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团队领衔专家、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所长马海涛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白彦锋教授,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副总裁胡超,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和发言。会议由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教授主持。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发展研讨会在线上召开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海涛教授指出,当前对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还在讨论之中,尽管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有提及,但要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所今年的报告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发展进行研究,需紧密联系当前实际,特别是国债、地方债,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这些领域正经历显著变化,如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受到热烈响应,以及资金的使用等,都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要点。马海涛教授强调本报告聚焦于特定主题,在讨论中应确保理论框架与实际内容相符,避免空泛讨论。关于财政投融资的亮点与新起点,应在明确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框架内,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作为大方向的前提下,深入探究其对国债、地方债及平台转型的具体影响。基于历史经验和现有趋势,当前背景与94年财税改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央与地方财政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当保持关注并灵活调整研究视角,以期准确捕捉改革动向对财政投融资的实质影响。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教授介绍了本次报告的核心议题。绪论和文献综述部分奠定了研究基础,随后各章节深入探讨了关键领域。第三章聚焦国债发展,近年来国债管理与发行出现新动态,特别是特别国债的发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调整。温来成教授指出国债在绿色发展、绩效管理及信息透明度方面存在改进空间,例如,目前中国尚未发行绿色主权债券,且国债项目的绩效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国债资金使用后的效益透明度较低。第四章关注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的发行量激增及涉及行业的广泛性,但目前相关管理办法仅限于少数几种类型。温来成教授提到深圳、广东、海南等地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上的探索,以及绿色债券等新型债券的潜在发展空间,探讨了将发债权下放至中心城市的可能性。第五章讨论投融资平台的转型问题,这些平台的债务被视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总额庞大,需在2028年前解决。尽管进行了隐性债务改革试点,但债务规模仍在扩大,与中央遏制隐性债务的目标相悖。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涉及PPP模式和REITs的发展。PPP经历了重大变革,管理权转移至国家发改委,而REITs作为一种盘活资产的方式,潜力巨大,但其未来发展仍需观察。第八章关注政府投资基金,这类基金数量与融资规模在2023年出现下滑,且存在诸多管理难题,尤其是在防止政府投资基金对市场产生不当影响方面。最后一章讨论政府投资,特别是政府发债与国有企业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应当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投资权限上的划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模糊地带,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有效合作,以及合理配置投资管理权限,以适应新时代的财政体制改革需求。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李燕教授强调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与94年改革背景的相似性,即财政状况普遍困难,但在新常态下,改革路径需重新审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为财税改革指明方向,为后续具体政策制定提供战略指导。在此背景下,每一章节的研究都需在新框架下寻找与既有成果的结合点,挖掘新的方向和思路,为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李燕教授特别提到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绩效评价监督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政府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通过发债方式筹集资金的背景下。从以往人大预算研究基地与北京市人大、财政部门和发改委的合作经历,以及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绩效管理的深入研究发现,财政部门和发改委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差异,财政侧重于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评价,而发改委则遵循基建投资的特殊规律,两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冲突。研究团队计划梳理并对比双方的管理体系,识别一致性、错位和缺失点,以构建更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人大监督政府投资项目提供有力抓手。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也揭示了投资项目中的多种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应超越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响出发,对基本经济理论、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改革。在撰写报告时,需深入研究并充分思考,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白彦锋教授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对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的讨论,建议前期研究应作为独立见解,旨在通过建言献策完善政策制定。其次,在报告大纲的具体内容上,强调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新投向,尤其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战略安全能力建设,这一点与数字经济时代下网络安全的紧迫性紧密相关。随着人工智能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诸如勒索病毒等基础性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2024年的报告应突出超长期特别国债在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上的投资重点,这与传统的有形基础设施有所不同。再次,关于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白彦锋教授提到合肥模式的独特性和不可完全复制性,建议实地调研合肥和广州等地,深入理解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此外,在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背景下,提到产业链转移至东盟或“一带一路”国家的战略考量,强调保持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最后,需要加强对新名词和新概念的研究,如新质生产力与财政投资的关系,以及耐心资本的培育,以增加报告的创新性。报告体例提倡简洁明了、图文并茂的风格,并建议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通过教育部和各类平台扩大报告的影响力,可以考虑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撰写部分章节,以增强报告的深度和广度。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副所长李升教授首先肯定了报告主题的适时性,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与财政发展态势下,探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揭示累积的问题,还能为未来方向提供指引。在此基础上,建议报告考虑增设专门章节来全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或是将相关内容分散融入各章节,以体现其与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其次,报告应当包含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以及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维度能为当前的讨论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历史视角,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脉络和必要性。这些内容的加入不应仅限于某个章节,而是应当贯穿整个报告,形成有机的整体。再次,对于各章节之间的衔接问题,即如何在围绕特定内容展开的同时,确保各章节内容的连贯性和互补性,特别是涉及税收、债务和财政投融资之间复杂关系的议题。财税体制改革与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任何一方的变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因此,报告在讨论时应充分考虑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避免割裂式分析。最后,李升教授特别关注了地方政府债券在报告中的处理方式,强调一般债券、专项债券与中央政府债券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债与国债之间的界限问题。学者们对这些关系的界定存在争议,这反映出财政投融资体系内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在处理地方债券章节时,不仅要深入探讨其自身特性,还应将其置于整个财政投融资体系的背景下,探讨其与中央政府债券、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财政投融资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潜在挑战。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姜爱华教授深入探讨了报告的撰写挑战与实际调研的重要价值,强调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深远影响。首先,在审视报告框架时,各章节需要有效融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以及财政投融资与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联系需要在报告中得到清晰呈现。对此,界定财政投融资的边界是报告开头需明确的关键问题,以利于梳理其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系。其次,从实际调研的经历,尤其是在库款管理和保障财政运行安全方面的观察,发现当前库款保障难度加大,导致政府合同款项支付延迟,影响了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这一现象揭示了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土地财政的困境和体制安排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如土地出让收入的不稳定和市对区的土地收入返还缺乏明确时间表,这些问题在调研中尤为凸显。再次,地方政府因财政紧张而产生的借款行为,这些款项往往难以回收,成为财政运行的一大难题。暂付款的产生与体制安排、支出责任不清等问题紧密相关,这再次印证了财税体制改革对财政投融资实践的重要影响。最后,姜爱华教授强调实地调研的必要性,以准确捕捉财政投融资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连接点和当前面临的痛点。全国人大对2023年中央决算审查结果的报告中提到了财税政策执行不精、中央基建投资准备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彰显了财政投融资研究的重要性。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王威副教授首先强调了报告撰写过程中的沟通与反馈机制的重要性,提议在报告编写期间,除了深化提纲讨论外,还应设立定期反馈机制,以便团队成员能够及时交流进展和想法,确保报告的质量和深度。其次,在讨论财税体制改革对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影响时,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明朗,但改革的方向应朝着更高效、更透明和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这与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治理和建立新型投融资体制的目标相契合。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虽不一定是政策重点,却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占据一席之地,有助于明确投资范围、优化投资方式、规范政府投资管理,并加强效率和效果评估,进而构建适应现代发展阶段的财税金融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再次,针对报告的撰写,应当聚焦于与财税体制改革背景紧密相连的内容,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王威副教授以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与管理为例,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应将财税体制改革的需求与超长期国债的发行管理相结合,探讨其对预算、税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金融体制的影响。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工具,也是连接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桥梁,超长期国债在支持重大战略项目的同时,丰富了金融市场投资品种,促进了利率传导机制的完善,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并优化了政府债务结构。在国债发行与管理方面,提议探讨基础设施、绿色品种标准以及主权债务评级体系的建立,这些议题不仅与国债发行紧密相关,还与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报告的各部分内容在细化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入,不仅解释现实,还应进行前瞻性分析,以提升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力。
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副总裁胡超研究员首先回顾了转型的背景与必要性,指出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强化,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严格管控,促使平台公司必须进行市场化转型,以优化资源配置并缓解沉重的债务压力。平台转型已成为提高运营效率、应对财政挑战的必由之路,中央政府对此亦有明确要求与政策指引。其次,基于一线调研,观察到城投公司转型意识显著增强,转型策略呈现多样化,且已有初步成效。政策与市场双重推动下,城投企业正积极探索转型路径,如上海市证券交易所举办的城投企业产业化转型培训,强调明确业务定位、打造核心竞争力及激励措施,反响热烈。然而,转型面临资源禀赋差异、债务负担、融资难度及人才短缺等挑战,尤其在资源匮乏地区,转型尤为艰难。再次,随着土地开发模式逐渐式微,公共事业资产可能成为转型新方向,但需政府强力支持。当前,部分城投债利率已接近甚至低于国债和金融债,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此,建议政策层面需明确平台定位,地方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设立发展基金以鼓励转型;同时,加强对平台公司资金监管与运营效率考核,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并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为平台转型提供持续动力。最后,在后续研究中,应当深入挖掘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与平台转型的内在联系,旨在实现两者间的有机融合与相互促进,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投融资发展研究》报告撰写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下的投融资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期待研究成果能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投融资平台转型贡献力量。